上班没有几天，常兰就感到头疼，因为有些事有些人，就是让她头疼，尤其是那些把诉状递给院长，院长把诉状转给朱建华，朱建华把诉状转给自己的那些个原告。尤其尤其就是钱大刚的案子，钱大刚本人、钱大刚的老婆及钱大刚的老婆身边的那一大群人，那一大群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女人。每次常兰早上上班都能同这一群人相遇，每次相遇时这群人对常兰都指指点点。常兰虽不能听明白她们讲的是什么，但猜也能猜出来，她们没讲好话。
常言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到了常兰这里，感觉的就是铜棒铁棒，都不如老百姓的指头棒。开始这一群是在离她距离较远的地方指指点点，后来在擦肩而过时，仍骂声不绝，常兰每次被骂之后都为这一群人开脱。在常兰看来，是自己得罪了她们，说得罪也不完全恰当，应该说是自己剥夺了她们的权利，法律赋于她们的诉权。而自己又为何做这样的恶人呢？是源于对权力的尊崇。尽管这权力的意志同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甚至法律条文相违背。
法律人以法律的名誉坐在法院的办公室干着违法的事，这就是常兰的自画像。
常兰想的多了，不但没有解脱，反倒越想越痛苦。今天她又近距离的被“指头棒”们鞭挞了一顿，到了办公室就觉得房间太小，小的不能接收她呼出来的怨气。为了逃避当事人的围堵，常兰干脆在早上签完到后连政治学习都不参加，就躲回住处。她一个人呆在宿舍里的时候就想，为什么办公室不隔上一个护栏？如果有护栏隔着，当事人想骂就骂去吧，可这护栏是想象中的，现实并不存在，当事人一推门就是她的座位。她甚至经常感到很紧张，常兰背对着门，怕有人推门直接从后面攻击她。
朱建华有时打她的手机，问她在哪，她说怕钱大刚来找她立案，她躲在房子里，朱建华说躲一躲也对。不想给人立案就躲在房子里不出来，但说服于建华撤诉需要面对面，说服李凤英不起诉也要面对面，躲是不可能躲出预期效果的。常兰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说。于建华就是不撤诉，不但不撤诉，还隔三差五的找上门来，问什么时候开庭。常兰被压的喘不过气来。常兰开始往坏处想，因为，如果有人跑到政法委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告上自己一状，那责任肯定由自己来承担违法后果，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可时间一久，常兰每天都被当事人纠缠着穷于应付，她反到是忘了这个可怕的噱头。她每天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穷于应付，忙于躲避，有点找不到北了。
于建华找到了孙耀先，孙耀先得知情况后很恼火。于建华走了，孙耀先忽然想到了办法：不管朱建华这么说，这排期的工作应该是常兰做的，就打电话把常兰叫到办公室，问：
“于建华的案子为什么还不开庭？”
“正在准备排期。”常兰说。
其实，常兰是在撒谎，案子立与不立由朱建华来定夺，开不开庭也是朱建华说了算。朱建华一直在让撤诉，哪有什么开庭这一说呀。不过常兰的谎言背后也有一定的道理，再过说，如果于建华就是死扛着不撤诉，那时也该排期开庭了。
孙耀先说：
“于建华的案子我很清楚，李凤英夫妻把于建华夫妇打了，水利局纪检部门做出了决定，要求李凤英夫妇向于建华夫妇赔礼道歉，同时赔偿五千元，决定下了之后，李凤英不接受处罚，不赔偿这五千块钱。他们纪检委书记特地到我办公室来，要求我们法院强制执行。我跟他说，水利局纪检部门的决定没有强制执行力，于建华夫妇想拿到这五千块钱，必须到法院起诉。”
“不要搞什么能拖就拖，能压就压，能不立就不立，法院就是老百姓打官司的地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就要立。”孙耀先说。
常兰知道，如果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就要立，李凤英的案子可以立，刘正华的案子可以立，钱大刚的案子可以立，令她头痛的案子都可以立，她根本就不会把工作做得千难万难，天天的像老鼠躲猫一样躲着当事人，把自己搞的身心疲惫灰头土脸，但孙耀先送来的橄榄枝她不敢接，也不敢顺着孙耀先的思路往下缕。如果按着孙耀先说的做了，朱建华会怎么说怎么做？朱建国怎么说怎么做？自己得罪了一个孙耀先，都经常被修理过来修理过去，如果再得罪了朱建国和朱建华，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那真的没法活了。再说，在常兰看来，书记为大，书记不让做的事情，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在说吧。毕竟，书记还扛着一面人文管理的大旗呢，如果自己首先在这给他这面旗杆下面挖洞，可能倒得的是夫自己有利、对所有的人有利的事情。更何况，于建华的案子即使开庭了，也不一定能拿到五千块钱的赔偿。因为民事诉讼打得就是证据，一个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原告，住的的内科，这不要说是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就是知道内科和外科这两个科室大概是干什么的，就知道其中的蹊跷了。常兰在静默中，思考着，静静的听着。
见常兰不表态，孙耀先也不再说什么。他明明是在给常兰解围，常兰却把自己压制在围墙里，不敢从孙耀先挖开的这个洞爬出来。
常兰走到楼下，在楼下的大厅不停的踱着步，一进楼的左侧第一个办公室是朱建华的，右边第一个办公室是她的。常兰转了很长时间，不知是该进自己的办公室还是进朱建华的办公室。
走了很久，她还是进了朱建华的办公室。
不知为什么，自从朱建国在大会上公布常兰负责综三庭案件的授理后，朱建华的脸经常四角朝下，整个脸也向下拉着。
树立威严也不需要如此呀，常兰心想。
这一次见常兰推门进来，朱建华问：
“我让你做于建华的工作，你做得咋样了？”
“不咋样。”常兰说。
“怎么个不咋样法？”朱建华问。
“他又找孙院长去了。”常兰说。
“他还找他干啥？”朱建华问。
“问为什么不开庭。”常兰说。
“你怎么知道的？”朱建华问。
“刚才孙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了。”常兰说。
“他是管纪检和财务的，根本就不是管审判的，他在那胡搞。”朱建华说。
常兰不语，心想如果我们依法立案，依法定程序处理案子，孙耀先就不会找我了。但这话他也只是在心里想一想而已，也不敢不说出口。
“那你是怎么说的？”朱建华发完牢骚才回到正题。
常兰犹豫着，不敢回答。
“那你是怎么说的，我问你话你没听见吗？”朱建华问。
“现在还没定，要等着向你请示。”常兰又撤了一个谎。如果她说过一个月开庭，还不知朱建华的办公室会刮多少级台风呢。
“你还没定！你还等着向我请示！朱书记天天在大会说什么你没听见吗？！”朱建华发火了。
常兰看着朱建华发火，不知如何是好。
“孙院长原来也是水利局的，他和于建华是同事，水利局的纪检书记他们都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抱团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水利局那个家属院的人经常打架、斗殴，以前他们也经常到法院来，我们一次也没授理过，如果你这次授理了，后面忽拉忽拉都来了。”朱建华说。
“如果原告不能胜诉，后面还会呼啦呼啦的都来吗？”常兰问。
朱建华气得脸色铁青，不说话。
“于建华的案子孙院长给了这么多关注，我和孙院长关系不好，我怕他拿着这个案子做文章收拾我。”常兰说。
“你怎么偏和我反着说？如果谁无聊了惹事生非打架斗殴受点轻微伤的都跑到我们法院来了，那我们法院像什么？！”朱建华更火了。
“如果谁无聊了惹事生非了打架斗殴了受点轻微伤都跑到法院来了”，常兰嘴里重复着朱建华的话，也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那会是怎么样？那是昭示了法律的威严还是损害了法律的威严？那是提高了法院的威信还是降低了法院的威信？一大群没有什么事可做无聊的是是非非的男男女女们都挤到法院来，最后人人拿着一份败诉的判决书，这样一波一波的来，又一波一波的走，这似乎还真的有损于法院的尊严。
“我再给你说一遍，说服于建华撤诉。”常兰被郁闷拉回朱建华身边。
常兰被两个上司压着，心中的不快难以排遣。她从朱建华办公室出来，一抬头看见钱大刚堵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就径直走出办公楼走出法院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