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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朝野人士在参观7000吨级的“定远”和“镇远”舰后普遍感到羞惭，同时也诱发了日本国内的一些惊恐情绪。日本法制局局长宫尾崎三郎记述道：“‘定远’号放出小艇迎接，先登‘定远’号。丁（汝昌）、李（经方）两人在舰门迎接停泊在旅顺港内的北洋水师军舰来宾，一一握手。随即由向导带领巡视舰内上下各室。巨炮4门，直径1尺，长25尺，当时我国所未有……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中午12时进午餐，下午1时半离舰辞别。此时，鸣礼炮21响送行登陆。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清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日本国内“对强大的北洋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
北洋水师在横滨港停留了约两个星期，随后丁汝昌率舰队前往长崎访问。
8月4日，北洋水师离开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历时40余天的访日全部结束。北洋舰队的这次访日，对当时日本朝野产生了巨大震动。日本政府认为必须加大日本的海军投入，把建设一支足以对付北洋水师的海军作为其“最高命令”。日本松方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投出方案，计划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
1892年，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尔后6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上缴国库，专款专用。这一年，日本海军已初具规模，共有各种军舰55艘，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和北洋水师相抗衡的海军力量。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大清国在前些年积累的海军优势，基本上被穷追不舍的日本海军拉平了。
刘飞扬和台湾水师关注了北洋水师访问的全程，虽然北洋水师向日本展示了国力，但这只能让敌人警觉。同时，对北洋水师这次远航认真考虑后，他也认可台湾水师提出远航的可行性，但他可不想向北洋水师那样去向敌示威。而是要真实的训练水师，向他人学习，找出自己的不足。
刘飞扬和水师商量后，向英国政府提出访问英国的远东舰队所在地的新加坡。很快英方就答复同意台湾水师的访问，也作为结束英方人员对台湾水师两年的训练仪式。
1892年3月2日，台湾水师起航远赴新加坡。水师并没有直达新加坡，而在南海进行了多项训练。水师一分为二，进行了长距离追击；远程炮战；近距离接战等等，一边航行，一边训练，用了近一个月才到达新加坡。
台湾水师在新加坡受英方的热情接待，更受到华人追捧。不少华人从几百里、上千里外来到新加坡，就为了远远的看一眼台湾水师。在新加坡停留了一星期，欢送了英方的训练人员，水师绕道印尼。访问了槟港的华人自治市，在这里陈近华率华人欢迎台湾水师的到来。整个槟港一片欢腾，热闹之景不下于春节。
在槟港也停留了一周，让华人尽情参观台湾水师的战舰。之后，台湾在南海再次训练，这次在没有英方人员的情况自主训练。
1892年6月21日，台湾水师返回台北港。
关注海军的同时，刘飞扬也在大力的扩充新军，不断的扩大的台湾陆军军官学堂。从大陆和台湾每年都招收超过五百人的学员，学习一年就需到军队中轮训。新军由两个团四千人扩充至一万，台湾、上海各五千人，设两个旅六个团，同时，军队中设两套军官，一套为正式军官，一套为军官轮训。
就在刘飞扬磨刀霍霍时，日本人也没闲着，日本的间谍在国内加大了情报的刺探，东风社一直关注着一个日本商社。
在这个时期大多数日本间谍，大都不属于国家“公派”，而只是“间谍志愿者”而已。在背后支撑这个庞大的间谍网的，是一家日本的民营企业，它通过卓有成效的在华商业经营，以商养谍，商谍结合，既节省了日本的军费开支，也拓宽了谍报渠道，提高了谍报效率。
这家“尽忠报国”的企业，名唤“乐善堂”，其堂主名唤岸田吟香。岸田经营着一种水溶性眼药，将其命名为“精绮水”。1877年，岸田便将生意拓展到了上海，在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上海分堂。乐善堂也在中国牢牢扎根，此时，岸田便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上海滩闻人，一直深埋其心中的政治抱负便开始寻机崭露。
岸田的“报国”方式十分独特：一方面，他为日本国内撰写大量文章，介绍中国市场，鼓励日本政府和企业，到中国与列强进行“商战”、厚植国力；另一方面，他游历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报告，成为日本政界和军方的重要情报来源；更为重要的是，他效仿中国古人孟尝君的做法，收留了大量到中国寻找机会的日本浪人和学生，管吃管住还管出路。
当荒尾精奉命到中国建立谍报网时，首先拜见了岸田，并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岸田建议荒尾精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到交通最为便利的汉口设立乐善堂分堂，所得货款可以全部用于谍报工作。汉口乐善堂随即成为日本在华的间谍大本营。
乐善堂建立了严密的机构，所有人员分成了“内员”与“外员”两种。乐善堂设立了三个部门：“理事股”负责商业经营和会计等；“外员股”执掌整理调查报告、审查在外干部情况，摘录国内外大势消息等；“编纂股”则负责汇集各地的调查报告以及东西洋的新闻，择要编撰成册作为日后的参考资料。
一线的间谍们都安排在了“外员”部门，调查项目被细分为土地、被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兵工厂等。此外对于山川土地的形状，人口的疏密，风俗的善恶贫富，都要求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实地调查。
乐善堂将外员们分立为不同的“支部”，先后建立了湖南、四川、京师、天津和上海支部。
除上海外，各地支部大体上是一个杂货铺子，为谍报工作做掩护，间谍们就以送货为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行走各地。
京师支部被荒尾精称为“我党演戏之首要地方”，派了最能干的宗方小太郎坐镇，重点是清廷的政治动向，同时负责天津支部，开展针对李鸿章的谍报工作。京、津两支部还负责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及蒙古的情报收集。
以商养谍的思路，后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乐善堂干脆在上海成立了间谍学校，命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全力培养“商战”和“兵战”的两栖谍报人员，全力为日本对中国战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