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章一些变化（2)
西北确实表现了诚意，在绥远不再咄咄逼人，明显减轻了对奉军的压力，而且对奉军进驻河南一事，也表现出理解，并没有将乱成一团的河南视作禁脔。不过，这诚意也是相对的，西北有自己的意图，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一点直到后来，张作霖才有所体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五万奉军入豫，进驻彰德，随后便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其声称入豫非为夺豫，而是要南下与军交战。奉军将领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其前锋于二月中旬在郑州黄河南岸实行渡河。
虽然吴安平并未发难，但吴佩孚南北两面受敌，只能坐困郑州。他的部属也不和他同心同德，豫中方面，郭振才通电欢迎奉军，宋振檀已受奉军委命，寇英杰早与张宗昌勾搭，只有豫南田维勤和魏益三还在他。所以，奉军入豫其实只要全力对付豫南即可。
靳云鹗是反奉的，因此才被吴佩孚免职，现在奉军正式对河南下手，因利害相关，他就由鸡公山跑到郑州去见吴佩孚，请求组织保豫军以打退奉军。吴佩孚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之辈，正因此才深恨冯玉祥，他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是另外一回事，但自己要够朋友。
吴佩孚随便靳云鹗自己去打，但强调不能拿他的招牌扯旗。靳云鹗回到郾城组织了保豫军，自任总司令，随后魏益三通电响应。奉军既然撕破脸皮要进兵河南，自然不会留情。这样一来，河南倒先爆发了北洋的内战。
奉军三路出动，因渡河不易，遂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进攻中平。三月上旬，因见解放军无意插手为难，张作霖一面令张学良、韩麟春在河南指挥急进，一面将先前由吉林、黑龙江调来防备解放军的奉军调动，以担任后防。三路奉军同时进发，十五号就包围了郑州。
这中间有些趣事。
奉军先前用兵一向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被各地民众视为虎狼。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是两句话：“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拉巴子，而据说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但此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雇用民船人夫给钱痛快，沿途又严禁兵士需索及占住民房。
这样一来，河南百姓观感一新，也乐意为其服务。这主要出自张学良的提议，由于军北伐一路秋毫无犯，而解放军又大力推动为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军一较短长，想与解放军争雄北方，就不得不顺从民意。不能不说，这是吴安平绝对没想到的一个变化。
郑州被围，吴佩孚进退维谷。阎锡山正拼命想增加实力，以与解放军抗衡，便在这时给吴佩孚发电报，欢迎其入晋。但吴佩孚却不肯接受，他便挥泪离开郑州退往豫西，并在临行前下令，为奉军让出了京汉路。而此时，保豫军和奉军已打过一场恶战，靳云鹗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车，结果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吴佩孚从郑州移驻豫西巩县，以为跳出战争漩涡，不料张作霖对吴安平依旧不放心，要朝豫西发展以作防备，于是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要求。张学良请吴佩孚移居郑州，愿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自然不肯去自投罗网，但经不住奉军夺防，本想退往南阳，这时“恰好”收到蒋百里的电报，略作考虑转而向西，经洛阳一路退到了新安。
奉军继续向西，沿途将吴佩孚的军队纷纷缴械，攻占洛阳后，又陈兵新安，向将战线一直向西推进到陕豫边界。但这时，解放军的战机编队突然出现，在奉军头顶不住盘旋威慑。奉军也有飞机、坦克、重炮，张学良虽不愿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但到底年轻气盛，既没有与解放军交过手，便想做下尝试，于是调来十余家飞机，试图驱赶解放军的战机编队。
吴安平派战机编队进入河南，本来就不是打着息事宁人的主意，解放军飞行员早得到叮嘱，这时见奉军飞机“主动挑衅”，遂将前锋战机的性能完全展开，对其“被动还击”。结果自不用说，奉军的飞机虽都是买自欧洲各国，性能较苏式r-1侦察轰炸机要好，但飞行员却缺乏经验，十分钟不到，就有五架奉军飞机冒着浓烟栽入黄河，另有两架坠毁在滩地。
由于奉军架起机枪对空扫射，解放军飞行员虽不敢再低空盘旋，却轮番对奉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奉军由于以前的经验，料不到前锋战机的轰炸，与民国其他军阀部队飞机的轰炸大有不同，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虽然吴安平事先交代不要轰炸奉军的指挥所，但因张学良靠近观战，也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差点小命难保。
轰炸过后，解放军战机编队遂回返西安。张学良还未拿定主意，是否要再进攻新安，不料这时解放军另一队战机又莅临新安上空，同样在奉军阵地上空盘旋不休。张学良既心疼刚损失的几架飞机，又对解放军的轰炸心有余悸，便命奉军暂停攻击，转身回指挥所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在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因在西峰派有联络人，便发电报向吴安平询问此举何意，吴安平这时却没在西峰，不过蒋百里看过电报，便将吴安平早拟好的回电，让奉军联络人发回了北京。张作霖接到电报，见内容大致的意思是“奉军倍加小心，解放军同样不敢大意”，遂无奈向张学良下令，命其将豫西留作与解放军的军事缓冲区，而将奉军攻势转向豫南。
新安城前的事吴佩孚都看在眼里，他确实有些感叹。其实这时他已认败，不然也不会一退再退，虽然这是因无法再聚拢实力使然，但无奈的妥协也是妥协，一连串的失败已使这位曾意气风发群雄俯首的玉帅，变得灰心丧气起来。南阳还有忠于他的部队，但他自知其无法对抗军和奉军的夹击，遂通电张作霖，要把南阳让出，要求将于学忠的部队拉到新安、渑池一带，却没料于学忠这时已与张作霖有所联络，此事自然作罢。
就这样，本无法再支撑的吴佩孚竟然在豫西安定下来，而透过奉军攻豫，张作霖也明白了吴安平当前的底线在那里，遂全力调集奉军全力南下，单单让开了豫西。原来的历史上，军本会与西北军在河南会师，但西北军现在已瓦解，只有湖南的军在豫南独立支撑战局，一时间压力骤增，不得不转攻为守，以应付接下来北洋的反攻。
这种变化许多人都看在眼里，关心北伐进展的人，自然明白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异常凶险，战败的可能性很大，而要改变这种危局，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拉吴安平北伐，所以原本许多不想与西北妥协或分享权力的人，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和西北展开谈判。但国民政府这边的烂事一箩筐，正处于混乱状态，这件事就此拖延下来。
只有共产党对此念念不忘，虽已处危机之中，仍一意要维持局面，将北伐进行到底。所以国民党虽不愿接受西北这样更具威胁的势力加入国民政府，但共产党却试图说服吴安平放弃仇苏，加入北伐，并联手遏制越来越嚣张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内的左派，对此也是乐观其成，毕竟联合政府、多党协作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
北方局势如此，对军有些不利，但在南方，军却高歌猛进。虽在孙传芳军队的交战中互有胜败，但只是稍有反复而已，孙传芳这时差不多已是和吴佩孚当初一样的悲惨。
军攻入浙江，先是在浙东赢得辉煌胜利，继而在二月中旬，又陆续攻占杭州、萧山、临安、余杭及杭州，兵锋所向，孙传芳的军队竟不能稍挡。同时，何应钦也率部由闽北出发，经延平、建瓯、浦城越仙霞岭入浙，与白崇禧在杭州顺利会师。
此时，孙传芳的局面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
其驻沪李宝章部，已向军输诚，同意将上海及沪、杭一线阵地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鲁军；而驻沪海军也已改树军旗帜，其陆战队已在上海登陆；这时的上海，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人正举行大规模罢工；另外，皖南孙军也已投诚军，安徽剩余孙军风声鹤唳，随时都有可能倒戈。
但是，孙传芳并未死心，仍欲保有江苏，以图反攻。军为及早消灭孙传芳残部，避免在张宗昌的陆军到达后，两面受敌，遂加快向苏、沪进军，陆续攻占溧阳、松江、吴江、苏州等地，将孙军一路击溃，迫近了上海外郊。列强曾试图阻挠，但军以硬对硬，终于使其屈服。军随进驻上海，并随后在闸北围歼了直鲁联军第八军。
平定淞沪之后，军即由浙西和长江两岸向下游推进，除在当涂打了一仗外，一路势如破竹，全无抗手。至三月中旬，已将孙军残余和直隶军主力赶到江北，而江左军则向皖中挺进，压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会攻南京的态势。虽然张宗昌、褚玉璞倾其全力，要助孙传芳守住南京，但情形一点都不乐观。
只要军攻占南京，可以说整个江南便落入国民政府掌控，自然而然便会形成北洋军和军的南北对峙。
张作霖的奉军实力虽说很强，装备精良，但军士气如虹，一样有着必胜的信心。但问题是，如果以南北论，吴安平的解放军也是北方军队，而且从战果看，实力不逊于奉军，所以解放军如果作壁上观还好，一旦倾向哪一方，或干脆在双方两败俱伤时趁火打劫，那无论对奉军和军都有倾覆之虞。
另外，奉军在河南也正倾力南下，已对豫南及鄂北的军形成战略优势，如果军抵挡不住攻击，两湖丢失的风险也很大。唐生智已将自己当做“湖南王”，他虽大肆扩充自己的直属第八军，但自知不是奉军的对手，拼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一心攻占南京，却根本抽不出多少增援部队。
军事方面的变化如此，政治方面，主要是国民政府一边，更是变化纷杂，莫衷一是。
在国民政府内部，北伐之前其实就存在着三个阵营，以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以共产党、苏联顾问为一方的第三方左派；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由于蒋介石有战败商团、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第二次东征之功，又控制着国民军的军权，所以在三方阵营的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
北伐刚开始，虽然国民政府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各方还是在北伐的旗帜下维持了暂时的一致。但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外部敌对压力减轻，这些内部矛盾马上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不但在定都南昌还是武汉的问题上，三个阵营的矛盾比在广州时有所升级，而且随着各方武装力量的变化，国民政府内部又产生新的分歧，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主义之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之争外。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程潜、李济深等人的地盘和实力之争，也越来越激烈。
北伐军转入对孙传芳作战后，留在湖北只剩第八军，这就使湖南、湖北两省处在了唐生智的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时机不断地扩充军力，先是将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不久又扩编为七个军。接着李济深的第四军也要求扩编，扩充到了三个军。蒋介石不甘落后，也将第一军扩编，大肆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的旧部，并将苏援优先拨给这支嫡系军队。
各军本来就有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企图扩大地盘和实力，而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刻意壮大自己，消灭或削弱别人的做法，使本来没有异图的人也对蒋介石产生了恐惧心理，照样学样也为自己打算起来。随着宁汉之争愈演愈烈，这些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北伐开始时有八个军，分成两个主要军事集团：武汉以第四、第八军为主；南昌以第一、第七军为主。武汉由于有宋庆龄、邓演达、徐谦、汪精卫等人，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而南昌军队战斗力较强，蒋介石又是总司令，后来又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军事和财政上占优势。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双方纷纷清理内部的不可靠分子，争取中立者。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两方矛盾也很大。
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可以说是左派中的左派，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张“耕者有其田”，所以很看不惯蒋介石打击左派和中共的行为。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成为武汉政军方面的头号人物，他在武汉继续扩大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使蒋介石对他更为不满，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
共产党是与武汉站在同一阵营的，但局势发展对中共却越来越不利。
先是国民政府空有军队却在列强面前退缩，结果共产党只依靠发动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迫使英国将汉口、九江的租界归还了中国。举国震动，民众为之欢呼深受鼓舞，但这却近乎在某些国民党大员脸上摔了掌，更受其嫉恨，也使其更具戒心。
随后在上海，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时明明蒋介石的军队就在上海附近，却仍坐视孙传芳、褚玉璞和张宗昌镇压起义工人，致使起义又告失败。而所谓的北伐军收复上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仍是共产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三十小时激战，死伤惨重，击败北洋军后，蒋介石的军队才进驻。
前几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手，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的一系列决议。全会选举了远在国外的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只是让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军总司令。
但随后，蒋介石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将嫡系部队调集到了沪宁一带，并与虞洽卿等大买办频繁接触，接受反对工农运动的江浙财阀的大笔金援，暗地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滩帮会首脑搅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有背离大的企图，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却越来越受限制，动辄得咎，不能不让人担心。
而就在这期间，共产党内部偏偏也不平静。
一方面，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实质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言论，矛头直指陈独秀，认为应该武装工农并取得军队的领导权。而毛择东在湖南考察完农民运动完毕，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恰恰对瞿秋白是个呼应。
另一方面，甘陕中共支部的问题，也被人提上了台面。主要是刘伯坚和宣侠父受到了严重批评，虽然其并没有在现场，一直在西峰埋头研究新理论，但会议还是对其发出了严厉指责。批评的焦点不是工农运动推广不利，而是集中在其对吴安平这一大资本家和大军阀的妥协上，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由此，整个北方区委都受到牵连，李大钊也压力倍增。
但只凭指责解决不了存在的西北与中央方针不一致的问题，而刘伯坚、宣侠父也一再声明，靠在湖南、湖北及上海等地的工作方式，在西北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拥护，甚至西北的工人和农民，有许多已经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几乎比富农阶层还要富裕。
这些人需不需要联合？如果联合，又该怎样联合？如果不与之联合，又该怎样应对这种在西北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问题很多，新情况不断涌现，如果找不到新理论和新方法，那么共产党在西北的发展，还真不是很乐观。至于吴安平，虽确实属于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但其开明，能容忍各种异见，并且施政极受拥护，如果冒然与之决裂，反而会引发群众的不满。这时候，又该如何协调立场？
刘伯坚、宣侠父虽然受到批评和指责，但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却极受重视。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说，要拔除吴安平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就必须先对其有所了解，而对于李大钊、瞿秋白、毛择东乃至陈独秀来说，也对原本能力超强的刘伯坚、宣侠父居然在西北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感到疑惑和好奇。
李大钊到西峰来，虽然主要是出自个人意愿，但很大程度也是觉察到，西北可能对中国政局构成重大影响，而从刘伯坚、宣侠父的表现看，似乎西北对共产党也有着一些特别意义。
无论大情势如何发展，变好或变坏，细想一下，似乎独有西北安居在这变化之外，也就是说，西北问题肯定会长期存在。现在的局势看不清摸不透，还不如到西北来，看这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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