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
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阿莉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
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
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
还有几次，阿莉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
有时阿莉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
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阿莉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阿莉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阿莉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
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
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
“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
“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阿莉尔有神经质。
这不新鲜。
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
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
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
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
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
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阿莉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
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
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阿莉尔企图解释。
“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说道。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
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阿莉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
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阿莉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
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
“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
“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
医生觉得阿莉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
“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阿莉尔。
“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阿莉尔入迷。
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
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
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阿莉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
阿莉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
阿莉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
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
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
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
所以，当阿莉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阿莉尔说，
“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
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
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
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
“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
“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
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
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
“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
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
“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
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
谷/span“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阿莉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阿莉尔。
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阿莉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阿莉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
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
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
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
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
“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阿莉尔的决定一直未变。
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
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
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
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
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
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
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
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
阿莉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阿莉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
“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阿莉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
“阿莉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阿莉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阿莉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
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阿莉尔邻座一般。
火车向纽约行进。
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
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阿莉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
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
阿莉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
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
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
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
她把医生得罪了吗？
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
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
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
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
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
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
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阿莉尔面对这样的事实：
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
她甚至说服自己：
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
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
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
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促成此事。
在这同时，阿莉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
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
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
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
“今天一切都好。”1月，阿莉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
当阿莉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
阿莉尔在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
在1月8日，阿莉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
“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
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阿莉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
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
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
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阿莉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
但在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阿莉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
她母亲患脾脏癌，已离死亡不远。
她坚持非要阿莉尔前去护理不可。
“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哈珀·多塞特告诉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