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霖带着诸位军官进入之后，杨遇春县长停了下来。
强霖说：“我们只管抓土匪，绥靖地方。地方怎么处理，还是要看你们的。”
杨遇春说：“我们现在有分歧，我的意思是，为了地方的长治久安，就要把这些土匪示众，最后都枪毙掉，永绝后患。”
强霖没有说什么。这个杨遇春，不是黄埔的那个地主出身的红党叛徒，那个是江西庐山的抗日英雄。这个是西北军的文官，北方人，受过西北军的通识教育，也是有底线的。
当地神父挪威女牧师苏锦文不同意。她说：“土匪也是人，只是误入歧途很深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受魔鬼吸引的人类。”
当地绅士们却是另外的一种说法。他们的意见是：杀掉主要的，留下一般的随从。
杨遇春的意见是反对留下一般的随从。他说：“现在的土匪，都是以前老土匪、老军阀的随从。留下这些随从，他们就会成为新的当家，还要杀一批乡党立威风。我们还要死多少人？”
苏锦文这时候汉语已经很流利了。她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杨遇春没有再言语，看向强霖。
强霖只好说道：“我是赞同苏锦文女士的意见的。我是把这些土匪当作兄弟姐妹的，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土匪而已。当然，他们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正常人，也不把我们当成同类。这只是理性一时被魔鬼控制了。人的理性，或者是天性大善，是先天具足的，只是被蒙蔽了而已。对于一个兄弟姐妹的错误罪行，你们的意见是什么？当然我也只是个人看法。”
杨遇春没有办法了，只是传令让自己的警察和民团队伍严加看管这几十个土匪，等待审理。
然后宴请强霖等军官，但讨论还在饭桌上继续进行。
强霖与苏锦文先聊了起来，这时候苏女士大概是30岁左右，分不太清楚，只是估计的。苏女士在1945年入籍中国甘肃省甘谷县。
强霖问到：“您的总部还在龙驹寨镇么？”
苏锦文说：“是的。我会在最近把总部迁移到县城。那里是我们瑞典和挪威在华传教会的陕西总部。我们的传教区就在商洛府、还有临近的豫西、鄂北等县的乡下。”
强霖点头道：“嗯，看来你们还是不被县城的长官接受啊。在乡下也好，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乡下。”
苏锦文说：“并不是在乡下，但从乡下着手，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在中国的乡下太穷困了，生活很艰难。农民的习性还是很古老，大量的存在溺婴的问题，这是现代文明绝对不能接受的。”
强霖摇摇头说：“这个问题是东方人都有的，毕竟东方是讲究传承家族的，所以他们有选择的溺死女婴，不认为是很大的罪行。中国保留这个恶劣的习惯太长久了。母亲们麻木和瞧不起女孩子，更多的是自己的地位问题。还是自私的胸怀啊，不一定是生命观的问题。”
苏锦文说：“还是自己的价值观问题。有些母亲确实如此，并不是养不活这些女婴。她们不愿意麻烦，也不愿意让这些女婴分享家里不多的资源。”
强霖说了自己迁移山区人口的打算，并要求教会配合做些宣传和教育工作。
苏锦文说：“我们各县都有一个神父，你见过韩神父么？他在洛南县城传教。”
强霖说：“韩成丁神父，见过了。他们那里做的很好，西北军也经常邀请他们参与县里的一些大事。这次他们决定留守，继续在本地传教。”
苏锦文笑到：“中国人太多了。你们迁移走了大部分，剩下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忙的过来的。”
强霖说：“以后政府会给宗教更多的支持，当然是各宗各派的平等的支持。中国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有国教，但是我们会变成有神的国度。”
苏锦文说：“没有国教是潮流。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不锁定一个宗教，很容易被异教徒钻空子。”
强霖说：“现在到处都是空子。将来也不过是被另外的空子占据而已。不过最终还是需要神的，总会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苏锦文说：“我是确信的。但这个过程太长了。我只能是借助神的名义，做些工作，让我的功德圆满进天堂。”
强霖没有再评价，只是不停地a门。
杨遇春的难题是土匪俘虏问题。他说道：“我是县长，这些土匪我总是要处理的，你们给出个意见来啊。”
强霖说：“你是县长。处理俘虏的事情，是法院审判，不是县长的任务。你只是看押好了就行了。”
杨县长说：“我们陕西省现在的局面就是一个军事管理的系统。法院除了复审的高级法院，就只有四个地方法院，我们商洛地区各县还是归省高级法院的地方法院直辖。问题是，这些土匪是归属军法系统，还是民法系统？”
强霖大致明白现存的法院体系，来源于民国早期袁世凯的系统，也就是司法部管理审判、检查两个厅。省督军体系有监督司法的义务。
但国民政府改为最高法院体系，法院院长兼职审判长，另外设置检查处设置首席检察长。其他部门任何长官都不许干涉司法事务。
但是国民政府作茧自缚，法院审理红党、贪污、抢劫等恶性案件，程序很慢、很慢。让党务官员、军人政府和受害者都很忌恨，但无可奈何。因为国民党尚有理智，大清的法院体系曾经杀害了很多革命党人，让他们认清了法院程序的重要。但是这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结果是国民政府的立法院，开始订立特别法系统，就是立法要求反叛、异党、贪污、抢劫等恶性案件，用军法审判。这个大概是应了李大钊案件的办法。如果用民法，李大钊罪不至死。但张作霖坚持军法审判，依据是战时、涉嫌间谍、暴动等事项。
其实军法审核的结果，罪名成立。李大钊供认不讳，那么军法量刑就是死刑了。民法或许照顾认罪、思想犯等等条件，不至于死刑。
国民政府的官员，与张作霖的观点差不多。李大钊的事情如果在南方，也是杀头的罪名。
但是现在，杨县长比较麻烦了。他说：“我们县长，还兼着县里的检察长，这个案件初审的责任人就是我。”
强霖说道：“你的意思是，军法审判，你是西北军的代表；地方审判，你是地方审判的县级检察官？”
杨县长郁闷地点头。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这么个情况。
强霖无语了。这事情不是很好办。杨县长怎么决定，事情都是在他手里。
显屿、左娜等人也是直眼了。这事情明显就是无解。
强霖看向苏锦文，她是挪威人，估计是对挪威、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法律总是清楚的。
果然，苏锦文说：“军事法院的适用，是在战时，危害战场。我们这里是后方，土匪的事情，危害的是地方的治安，不是军事安全，至少不是直接的。如果法律不公，危害的是民心，战争还有什么意义？难道保护不公平么？”
杨县长说：“好吧。我们就按照地方法律和程序，至少我们还有周旋余地。”
强霖说：“原则不是用来周旋的，只能按照一个法理办事。”
苏锦文说：“是的。法律惩戒，也是要土匪们悔罪。死刑，也是悔罪为前提。中国的土匪，死刑了，但不悔罪，这不好。”
左娜问：“你都判处人家死刑了，人家自然不会悔罪。”
苏锦文不说话了。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
强霖说：“我已经说过了，人的理性是具足的。悔罪是人的本能。除非对方未成年，或者是愚痴者。你还是要看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圣约翰一年级的课程。”
显屿说：“就算这些土匪也有理性，但是他们是否悔罪又有什么关系呢？”
苏锦文说：“这对他们很重要，是否能够得到受害人的原谅，决定他们死后是否去地域。当然，对活着的人更重要。”
强霖也解释说：“他们犯罪的真相，是我们需要的；他们认罪伏法，伏法而悔罪，对或者的人是一个教育，对受害人是一个安慰；对社会心理是一个释放。”
苏锦文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东方法律在于报复性的严惩，不是宽恕；西方法律在于悔罪的惩戒，根本还是宽恕。不过，东西方的法律，执行起来都有偏颇，这就是人性的罪恶。”
杨遇春说：“好了。我知道怎么办了。”
说着告辞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