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短暂的插曲后，三人回归正题。可正题要议出结果，依然绕不开粮饷。
“……皇上督促我等用兵川北，下官算过，若以半年为期，士卒一万五，需军饷十四万两，军粮四万石；战马千余，需豆类五千石，草料五十万捆。如今藩库尚存银有王府赞助军饷五万两，去年留存田税两万余，盐税六千两，几个税卡征的商税杂项五万余，尚差饷银一万余两。
至于粮食，更是不好筹措！
下官遵藩按两位大人之命，令人查了邛、眉、汉、绵诸州仓屯，如今成都府丰宁二仓有存粮两万，邛、眉存粮一万五，绵州三千，汉州颗粒皆无。大人，成都丰宁二仓之存粮，宗蕃、百官之俸禄可全在里面，好歹要留下一些，不可全部……廖公，军无饷则自散……”
说到粮食，陈其赤说话开始吞吞吐吐，廖大亨和刘之勃都知道个中缘由。
国家承平无事，财计尚不至于短缺。战事一起，这账本上到处都是窟窿。
陈其赤只算了出兵之后的军饷和粮草供应，还未计算出兵之前的欠饷补发以及出兵后的丧葬赏银、军械军马损坏补充维修费用。如果按惯例给各军补发三个月军饷，又是六万两银子。如果战事不顺，半年不能打下巴州，届时钱粮必然难以为继，只好撤兵了事。
坐在上首的廖大亨和刘之勃，在陈其赤注视探询的目光中沉默不语，抚衙后堂中一片死寂。
不知过了多久，刘之勃方才长叹一声打破了尴尬：
“本官离京陛辞之时，也曾抱负满腔，想着既然为官一任，便要造福一方。谁知到了任上，方知国事艰难如斯，地方更是糜烂至此！本官现在越发佩服世子，若不是护商队在雅州、彭山斩杀献贼余孽张光祖，恐怕这川西南之地已经烽火遍地；若不是护商队在长平山大败土暴子，恐怕保宁顺庆两府已经血书求援了！”
一股热气在刘之勃腹中积郁已久，终于从他的嗓门冲将出来。他越说越激动，索性站起来在后堂中来回走动，边走边说：
“本官自幼苦读圣贤。孟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之之谓神（注一）。
世子首倡护国安民、天下太平，川人趋之而实惠焉！敬天法祖，崇儒遵道，平暴安良，与民休息，发粮江南，赈济灾民。善、信、美、大之上也！
谶语道，五百年必有圣人出。
世子本是天家骄子，奈何天意弃之！如今蜀地万民遭难，岂非天意弄人！”
这时，廖大亨和陈其赤惊讶地看到，刘之勃仰面向天，双拳紧握，两眼紧闭，大股泪水顺着坚毅的脸颊流淌下来。
看来，傅宗龙和杨文岳在河南的惨败，深深刺痛了这位巡按御史的神经。而蜀世子朱平槿在川地的接连大胜，以及在各地各领域的成功改革，使刘之勃对朱平槿已经有了些盲目的信仰。
按照亚圣的说法，善、信、美、大四种人之上，便是圣人和神仙了。
而刘之勃刚才的悲戚，正是因为朱平槿出生在藩王世家，按照大明的祖宗家法，正常情况下他永远没有机会发挥他的才能，成为圣人！
廖大亨和陈其赤面面相觑，交流了一下眼神，他们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掩饰不住的惊愕。
刘之勃是朝廷派来监视地方的，监视的对象不仅包括三司和巡抚，也包括地方藩王。刘之勃的这种态度变化，到底是真情流露还是试探底细？
对刘之勃真实想法的判断，关系到廖大亨与朱平槿两个利益集团的勾结，关系到朱平槿对廖大亨承诺的实现，甚至关系到廖大亨的身家性命！
联想到刘之勃前些日子在王府主动向世子提及盐税包揽之事，又联想到姻兄关于刘之勃会后来居上的警告，廖大亨顿时警惕起来。好在世子当时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立即表态，这件事还有转圜的空间。他立即决定，把准备好的方案抛出来，看看刘之勃的反应。
陈其赤作为藩司参政而能代表左右布政司实际拍板，当然是因为他能得到廖大亨的信任。看到廖公向自己示意，陈其赤连忙起身劝慰刘之勃。刘之勃也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便向二人赔罪，重新坐回了官椅。
廖大亨装作非常感动的样子试探道：“刘大人忧国忧民之心，实在令老夫钦佩！粮饷虽然不济，可夺回巴州也是势在必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不如我等三人今日便议出一个好法子，既能筹足粮饷，保证前方将士之用度；又能抚定蜀地，不至于八面扰动、刀兵四起。如何？”
两人都说好，陈其赤便首先跳出来出主意。他先明确指出，在明年二月前，四川藩库已经不可能筹足此次出兵巴州所需的粮饷了。要筹集粮饷，只能是两个地方，一是蜀王府，二是士绅。
把两位上官的思路引到了这两个方面之后，陈其赤便开始尽力赞扬刘之勃提出的盐税包揽的主意。他道，只要世子同意包揽盐税，便可立即向蜀王府开口预支数万两银子和数万石粮食，以解当下燃眉之急。有了蜀王府带头，向士绅劝捐之事也才好办，所以能不能说服世子，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陈其赤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刘之勃的想法，陈其赤只不过是表达一个赞成之意。刘之勃见陈其赤赞成，便疑惑地摇摇头道：“本官也是耳闻了一些雅州之事，这才贸然提出盐税包揽，谁知世子并不赞同！”
原来雅州王国臣悠哉游哉便完成一州税赋征收的事迹，并非只有喜欢打听的江鼎镇一人知道，负有监察全省官员之责的刘之勃也是知道的。
……
比起遍布王庄的成都府，比起劫后可以任意涂抹的仁寿县和彭山县，蜀王府在雅州的实际控制方式独具特色。那是通过对人的控制开始，又是通过对人的控制而实现。如在税制方面，与田骞提出的税收包揽极为接近。
朱平槿借平乱之机，首先拿下了知州王国臣。控制了王国臣，罗雨虹和洪其惠便以雅州官府的名义，对大乱之后的雅州实行了严厉的税收征管。
田土投献王府的地主和自耕农，王府与投献者自然按照一成和四成的比例分享租子，不用交税。可出于对土地的珍惜和对未来风险的防范，许多中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宁可选择税率更高的朝廷田赋，也不愿将田土所有者的名字改为蜀王府。
蜀王府的投献政策遭到了广泛抵制，逼得洪其惠强力应对。他借口雅州新乱，延用了以前官府杂项的名目，在罗雨虹的提示下新创了治安管理费、城市建设费等新税种。同时厉行税收征管，任何抗税的士绅都可能被官府加诸各种罪名丢入大牢。
官府杂项的诸多名目，立即填补了田赋实际税率与法定低税率之间的差额，实际税率接近一成五，比王府的一成租子略高。这个税率虽比朝廷法定税率高了不少，但因没有丁粮杂役附加等大头，也没有了过手抽份、卖粮换银、火耗成色等中间盘剥，更没有了请客吃饭、贿赂请托等额外花销，最终成本反而远低于过去。那些没法享受减免政策的中小地主，立即发现了新税法的好处，迅速对此表达了欢迎。夏粮征收时还有些骚动，待收拾了影响最为恶劣的张大户，秋粮征收时全州已经一片平稳。
治安管理费、城市建设费是新税种，只对居住在城墙保护以内的城市居民征收。
治安管理费按惯例在四个城门征收。单边收费，收进不收出，进去一个人头便征收三文钱。
城市建设费按城内宅基地面积征收，一分宅基地每年征收三分银子。这个税种也是有依据的，因为京师在几年前便按房子大小征税，名曰间架税，也就是房产税。
大明的城市居民，有官绅、商人、手工业者及其雇员、仆僮等类。这些人中一部分属于大明朝的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通过交税，住进有城墙保护的更安全的城市，他们是愿意的，也是交得起的。不愿意的，是那些收入极低的下层雇员和流民、叫花子。有收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自然要转嫁到雇主或者交易链条身上。没有收入的流民、叫花子，逐渐被清除出城市。而那些需要频繁进出城市的市场小贩，则很快将他们的流动根据地选在了城市边缘地带。洪其惠不失时机在城市边缘修建商铺市场，租给那些小贩，让城郊结合部迅速热闹繁荣起来。
雅州税收模式的成功，既是洪其惠的成功，也是王国臣的成功。
王国臣与洪其惠早就谈好，收了税他便十取其一的公使钱，维持官府衙门的日常开销。收税他只需出出告示，盖盖公章，无需动手用脚，更无需劳神费力。躺着拿钱，天底下的好事莫过于此。
上有所好，下必趋焉。
王国臣在州城一搞税收包揽，产茶大县名山县立即跟进。荥经动作慢些，可一旦行动，态度比王国臣还坚决。知县黄儒干脆将大印奉还州衙，然后与荥经富商毕文昌合股，成了当地矿产生意的最大商号。荥经产煤产矿，王府征矿税，亦是十取其一，另征五分安全押金。芦山县的反应最慢，那知县兼之对临关巡检副使宁森被杀有些疑虑，所以直到刘道贞带着天全土司兵在县衙外叩门，这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只好交了印信，被邀请到天全城里做客，任凭王府的政策在芦山一县全面推开。
……
雅州税收包揽的成功，像一个磁石，吸引了顺庆府的杜知府和江鼎镇等有心人的目光。也像一个榜样，让刘之勃等官员看到了解决税收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希望。
上南分巡道胡恒在给刘之勃的私信中，详细介绍了雅州的情况，明确点出了问题实质，那就是官府已经让渡了税收之权，而改由王府包揽。
胡恒不仅建议刘之勃采纳这种无风险的好办法，而且引经据典论证道，朝廷包税之制由来已久。如万历以来，税关、钞关、矿监等处征税，都实行包税包赔制度。完成了多少没人管，但是交少了必须用私财补齐。
胡恒还暗示刘之勃，如果官府让蜀王府包揽有政治上的风险，不如让蜀王府找一个私人商号来承揽。这样，就算有人借此挑事，官府也有个说法。
作为一名责任心很强的官员，胡恒的信息和建议对刘之勃来说，无疑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认真计算了可以拿来包揽的税收种类，觉得田赋包揽对于蜀王府来说太困难。
须知照现在的田赋标准，四川每年粮额近一百一十万石，加上杂项和三饷，共计约三百万两银子。平摊到四川田亩上，每亩地要承担二钱三分银子。再加上税收成本，王府很可能要亏本。贸然提出田赋包税，他担心四川文官群体难以接受，更担心世子会因为税额太高而当场拒绝，正好富荣厂盐工闹事，刘之勃便提出了在他眼中很有油水的盐税。
可刘之勃未曾想到，世子对他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难道税收包揽，明惠而实不至？
刘之勃糊涂了。
注一：出自《孟子尽心下》。孟子在这段话中，将人的人品分为了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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