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舍得的用的警卫连就是杨棒子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这剩下来的一百六十多人子弹还是足足的，轻机枪四挺，斯登式冲锋枪十二支，全团最好的火力配置从开战到现在还正式打过一仗呢。
杨棒子一直再赌，再等这个日军最后汇聚起士气的时刻，他必须把警卫连留着，留到这个日军也没有什么弹药的情况下，才派出警卫连去，从侧翼对日军的进攻集群来上个致命一击！
冲锋枪和机枪开路，手榴弹和步枪在两翼，几十米宽的冲击正面正对着的是进攻台地的日军侧面，这么密集的火力急袭，瞬间就把日军打倒了一大片，几十名遍体是弹孔的鬼子顺着山坡翻滚了下去！
本来就在和台地上守军搏杀了三个多小时后体力和意志都到了极限的鬼子们，这下再也承受不了来自侧面的火力急袭了，呼啦啦地疯跑下来山坡，退到了大本营的边沿。
天又快亮了，黑田在望远镜里看到第七次进攻又败退下来，听到报日本》一书中这么忧心忡忡地写道。
日本测绘的中国地图，有两种途径。一是窃取地图，二是秘密测绘。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搜集军事要地的兵要资料等情报工作，但得到军用地图却很不容易。侵华日军在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他秘密搞到的。
那还是冈村宁次为军阀孙传芳当顾问的时候，一次冈村宁次去南昌前线，孙传芳部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他，委托他制定阻挡北伐军作战指导方针和计划。冈村宁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但这套地图却未归还，偷偷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
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冈村宁次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舰队的旗舰“安宅号”上去。仓促间，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回国后他把地图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曾获得巨额秘密赏金。时任日军参谋长。后任大本营作战部长的宫崎周一中将说，由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都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更多的地图，是在战前派遣特务秘密测绘的。早在1873年，桦山资纪海军少校偕同儿玉海军上尉潜入中国华南、台湾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同时“汉学家”福岛九成陆军少校被派到台湾秘密测绘台湾地图。这种间谍，已无法统计有多少。
1936年11月，中国军队取得百灵庙大捷。当时百灵庙驻有日本特务机关“善邻协会”、“大蒙公司”、“稽查处”等，著名日本特务山本、盛岛和小宾，都在这里潜伏，例如小宾，“九一八事变”后来到百灵庙，伪装成喇嘛。穿蒙衣、说蒙话、吃蒙饭，混入寺庙隐蔽了多年。平时，他利用当喇嘛之便，四处出走，测绘了内蒙古地形图。他每年又以出国“化斋”为名。回日本一次，传送他搜集到的情报，领取间谍经费。
伪装成和尚、喇嘛，是日本间谍在中国偷偷搜集情报、测绘地理的一大手段。1894年8月19日，在一艘从镇海开往普陀山的客船武宁轮上，伪装成中国和尚的日本间谍藤岛露出马脚，后与在普陀山上隐藏的另一个假和尚高见一起被捕，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海战，在严刑拷打下，两名间谍招认，其得到日本总领事大越的密令，并领取了密码，计划会合高见后，一道测绘中国地形，窥探军情。
中国之外的很多地方，也是日本假和尚出没之地，在二战时日军进攻缅甸之前若干年，就有大批间谍伪装成和尚，潜伏到缅甸大小寺庙，为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打前站。这些日本间谍执著、隐忍，为了学会当地语言，甚至带着六、七岁的孩子一起潜伏，就为了在关键时刻，发出致命一击。
补充完军用地图的轶事，还有个日军处理战死者尸骨的段子。据很多抗战老兵回忆，当年跟日军作战时，即便打了胜仗，也很难看到日军尸体，他们对收敛处理阵亡人员尸体极为重视。在日军传统中，战场上弃尸是对军人归属感的伤害，会严重影响部队士气；另外，日军非常好面子，即便从“护短不示弱”的角度考虑，也会及时处理阵亡者遗骨。
日军凡有伤亡，必严密警戒不令人见，焚烧扫除后方才解除警戒。在松山战役中，日军指挥官曾下令“处理”重伤员，要么用手榴弹自杀，要么吞下用来代替毒药的升汞片。实际上，这种办法已属“人本”之举，在过去流动性较强或仓促间失败的作战中，日军对重伤者甚至“活杀”。每有伤亡，必将死尸抢运后焚化，决不留一具尸首与人看见。轻伤者抬回医治，重伤者虽其人尚能言动，要求抬回医治，皆不听，每以大刀砍为两段，以马驮之而回。从这些事实来看，至少在操作层面，日军处理遗骨的做法并非纯粹基于“人道”，或者对于牺牲精神的呵护，反而强烈地体现出将人作为战争工具和材料的色彩。这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对于“靖国亡灵”的祭祀，曾被列为日本帝国核心的统治权，由天皇直接行使。具体表述如下：“日本帝国鉴于立宪政治的弊病，为了限制其危害，规定统帅、祭祀、奖励等统治权均不由国务大臣辅佐行使。这就是帝国宪法的精神。”文中所说的统帅权即为兵权，这正是日军被称为“皇军”的缘由；而祭祀权竟位列其次，可想这个问题在日本帝国政治构架中的地位。
军旗与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是解读日军这只凶猛怪兽的秘密所在。实际上，军旗对应着统帅权，靖国神社对应着祭祀权，如果再加上对应奖励权的荣誉勋赏制度，对于日本帝国“精神”的理解就大致全面了。
在这一制度和文化理念指导下，日军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极为引人注目。
通常情况下，日军对阵亡者的处理遵循着一套完整的制度。一般为，在战场上及时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装在骨灰盒里携行；待战事告一段落后，由各级指挥官亲自主持，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择机运回日本安葬，灵位入祀靖国神社。若遭遇惨败战事，难以及时处理完整的尸体，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以专用的“化学燃烧毯”或干脆架上柴火烧制成遗骨。到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战争时期日军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歌，即为《怀抱战友的遗骨》；除非遭到惨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绝不抛尸弃骨。
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物。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全员玉碎”，日军是不会如此狼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