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新春之际，大家远在柏林参加电影节，特致问候和敬意。.祝中国电影越来越好，祝你们取得好成绩，也祝你们在柏林过好年！”电话的那头，张洪森打着官腔道。
张然和张婧初本来打算前往电影院看若松孝二的《芋虫》，电影节主席科斯里说过，这部电影女主角的表演非常强，是张婧初最大的竞争对手，张婧初想看看这个对手到底有多强；张然听说这部电影是讲述二战的反战电影，也想看看拍得怎么样。
不过刚下楼，张然就接到了电影局张洪森的电话，对在国外过年的《一个人张灯结彩》所有成员进行慰问，并请张然代电影局向出席柏林电影节的中国电影人进行问候。
张然跟张洪森比较熟，说话比较随意，调侃道：“张局，你是不是准备稿子的？怎么带有朗诵的味道！”
“你严肃点，我这是我代表组织跟你谈话呢！”不过这话说完，张洪森自己也笑起来了，问道，“听说《一个人张灯结彩》在柏林拿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次应该能拿大奖吧？”
张然毫不谦虚地道：“拿奖问题不大，但能不能拿大奖真的不好说，关键看评委。”
张洪森笑道：“这次评委里面有余男啊，有自己人在，拿奖的机会要大很多。”
张然却不这么看：“余男要照顾也肯定是照顾王全安的《团圆》啊，人家那是什么关系啊？”
张洪森就道：“余男和王全安两个不是掰了嘛！”
张然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道：“张局，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啊，平时是论天涯八卦呢，还是论豆瓣八组啊？”
张洪森也笑了起来：“你这小子老是喜欢胡咧咧，我不跟你说了！”
挂掉电话后，张然和张婧初一路步行，来到了《芋虫》首映的电影院。进入放映厅后，张然扫了一眼，发现到场的观众绝大多数是男性，不由笑着摇了摇头，若松孝二是东瀛四大片大师，以拍粉红片而闻名的，很多男观众应该是冲着这个来的。
日本的反战电影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以女性的角度进行表达。因为作为战争中最为直接的受害群体，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往往远大于男性。
若松孝二的电影《芋虫》也是如此，女主角茂子在电影刚开始时便不得不接受在战争中失去了四肢、形如毛虫的丈夫黑川久藏，而荒谬的是，这具完全无法自理的躯体却被日本政府奉为“战神”，受人供奉和敬仰。茂子不断在“战神”黑川和残疾黑川之间摇摆，直至虚幻的荣耀感被残酷的现实彻底击败。
黑川久藏原本是个很强势的人，经常殴打妻子，如今失去四肢的他不但要受妻子的气，甚至还被妻子强制行房。而在这个时候，黑川久藏眼前多次闪现出在战场被自己的女子痛苦的脸。从强奸到被强奸的角色转换使黑川体验了被害人的恐慌和无助，若松孝二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某种程度上的换位思考，使电影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可以说，电影的整个构思相当不错，但导演拍得实在太过粗暴，电影中吃饭和床戏太多，这些内容大多是重复的，除了让人感到疲劳压抑，并不能给人以很大的触动。
电影有不少内容，女主角寺岛忍也有全裸的镜头；但这些内容带给观众的不是香艳的刺激，而是极度压抑，甚至会让人觉得变态。在放映过程中不断有观众离场，那种“啪啪”的椅子弹起声不断响起，抱着看粉红片来看这部电影的人肯定是大失所望。
电影放完之后，现场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表明了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态度。
在退场的时候，张然看到了昨天采访过自己的记者王文君，就叫住了她，问道：“你要去参加《芋虫》的发布会吗？”
王文君见张然叫自己，心里有点小激动，难道是准备做我的专访，就道：“我正准备去发布会现场，张导，你有什么事吗？”
张然直接道：“到了发布会现场你问问若松孝二，拍这部电影是要反战，那为什么在电影的开头字幕要用‘日中战争’这样的表述？”
王文君听到张然这么讲，顿时笑了起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日中战争’这个说法也觉得难以接受，打算发布会的时候进行质疑，没想到你也让我提这个问题。”
张然一怔，也笑了：“看来是我多此一举了，那就不打搅你了，赶快去发布会吧！”
出了电影院，张婧初问张然：“你觉得女主角怎么样？”
张然看了张婧初一眼，故意道：“胸挺大的。”他见张婧初用杀人的眼光瞪着自己，赶紧道：“开玩笑的，寺岛忍的表演确实挺强的，整个表演层次清晰，完成度也极高，而且裸露比较多，作为演员牺牲比较大，确实是很强的对手。”
张婧初偏着头看着张然，问道：“那你觉得我们能赢吗？”
张然想了想，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小于这个角色表演难度更大，完成也很高，但从表演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我们的更好，但你也知道电影节拿奖变数太多，这个就很难说了。”
张婧初肯定是非常希望拿奖，但她也非常清楚能不能拿奖太难说了，挽着张然的胳膊，笑嘻嘻地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们去逛街吧！”
晚上准备张然和张婧初参加电影《在云端》的首映，这部由贾森-雷特曼执导，由乔治-克鲁尼领衔的电影受到媒体和粉丝的热烈追捧，首映现场人山人海。
在入口张然看到了王文君，冲她招了招手，问道：“若松孝二怎么说？”
王文君小跑过来，跟张然打了个招呼，笑着道：“发布会开始后，没等我发问，有个土耳其记者先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影片开始用字幕来描写这场战争时用了‘日中战争’的说法，这种说法显得对抗的两边处于对等的状态，但实际情况是日本侵略了中国，这种称呼是否不妥？
在被质疑后，若松孝二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他说，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听到你这样一说马上我意识到这种措辞的确很不合适，非常后悔在片头使用了这个措辞。若松孝二还说，电影的男主角不是英雄，是一个凶手，战争就是各种谋杀的集合，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日本在战争中受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教训，但今天的日本人却又开始忘记历史，军国主义思想又有萌芽，我们必须要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张然对若松孝二的这个态度并不意外，这个人本身就属于左翼导演：“日本老一辈导演很多都经历过战争，反战的不少，还拍出过《人间的证明》这种具有真正勇气和良心的作品，但这些老导演大多已经过世。不过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停滞，日本社会右倾化越来越严重，反映到日本的电影中，就表现为淡化战争加害和反省，强调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总说自己有多惨，却从不思考自己为什么惨。”
王文君连连点头：“对啊，现在日本拍了很多说他们是受害者的电影，整天说他们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捣鼓着让美国为原子弹道歉。我们应该像犹太人那样多拍一些电影，告诉世界真相！”
张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这是每个中国导演都应该有的责任心！
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张然一直望着银幕出神，心思却没有在电影上，他想起了张纯如。04年张纯如自杀后，张然就决定要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一晃五年过去了，张然始终还没想好这部电影该怎么拍，用什么方式来拍。
不过在这五年中张然也没有闲着，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而收集到的资料没增加一分，他对张纯如的尊敬就会增加一分。每次看完大屠杀的资料，张然都会不舒服几天，那种无力和绝望感始在心头久久不散。男人尚且如此，一个弱女子要去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张然想起张纯如曾远赴德国找到了拉贝的后人，并说服他们让《拉贝日记》重现于世。他觉得既然自己到了德国，也应该去见见拉贝的后人，跟他们聊聊。
想到这里，张然给张婧初说不看了，张婧初也多问，跟着他一起出了电影院。
站在路口，张然拨通了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的电话：“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帮我查查拉贝先生的墓在什么地方，他的后人在哪里？”
科斯里克听到拉贝，问道：“拉贝？你是说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吗？”
张然回道：“是的，就是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
科斯里克曾经跟《拉贝日记》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聊过电影筹备的一些事，对拉贝的情况还真知道一些，道：“拉贝墓地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好像在城郊，不过拉贝的后人我倒是听佛罗瑞-加仑伯格说过，拉贝的孙子好像在海德堡从事医学工作。这样，我帮你联系拉贝的后人。等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有科斯里克帮忙，肯定比张然两眼一抹黑的去找人好多了，感激地道：“谢谢，迪特，那我等你的消息！”
科斯里克刚准备挂电话，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准备拍关于大屠杀的电影？”
张然没有隐瞒：“我打算拍张纯如的传记片，就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拉贝日记》就是她发掘出来的。”
科斯里克马上道：“这部张纯如的传记片柏林预定了，这样的电影放在柏林是最合适的。”
柏林电影节是三大里面最政治的，张纯如的传记片放在柏林确实最合适。张然不由笑了起来：“电影涉及到的内容太沉重，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短期内不会拍，可能要过五年，或者十年才会拍！”
科斯里克笑道：“我相信你一定会拍出来，而且会拍得很好的！”
张然抬头起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轻轻地道：“是的，不管多久，我一定会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而且一定会拍好，有的人应该永远被我们铭记！”